董仲舒對《論語》的援用與詮釋
作者:曹迎春
來源:《衡水學院學報》2018年第2期
時間: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三月十八日乙未
耶穌2018年5月3日
摘要:董仲舒非常重視儒家典籍《論語》,在著作中大批援用,此中《天人三策》援用17次,《年齡繁露》援用43次,援用頻次遠遠包養意思高于漢初其他論著。在援用方法上年夜多采用直接援用,也有少數間接援用。這些引文對于研討漢代《論語》傳本,訂正今本《論語》之誤,都有著主要的價值。董仲舒對《論語》的詮釋,在為本身的政治哲學思惟尋找理論支撐的同時,也影響了后世《論語》注家,是古人研討漢代《論語》學史主要的思惟遺產。
關鍵詞:董仲舒;《論語》;《年齡繁露》;天人三策;援用;詮釋
作者簡介:曹迎春(1976-),女,河北景縣人,傳授,歷史學博士。
基金項目:河北省宣傳文明系統“四個一批”人才培養任務資助項目
《論語》是儒家主要典籍之一,早在西漢文帝時期便與《孝經》《孟子》《爾雅》一道,皆置博士。作為儒包養留言板家學者,董仲舒主張“推明孔氏”,非常重視《論語》,在著作中大批援用。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所載“天人三策”,援用《論語》17條,而援用《詩》《書》《易》三部經典合計才7條[1]。據筆者統計,《年齡繁露》引《論語》43次,觸及到今本《論語》中的19篇。在儒學尚未成為顯學,《論語》也未進“經”的漢初,學者援用《論語》的頻率并不高,是以董仲舒對《論語》的高頻援用天然非分特別惹人注視。
董仲舒在援用《論語》詞句的同時,為了立論言事,會不成防止地融進本身的解釋,“援用”與“詮釋”同步包養意思發生。是以本文將起首對董仲舒援用《論語》情況進行周全的彙集收拾,在此基礎上剖析其在援用、詮釋方面的相關問題,以包養網推薦期客觀準確地評價董仲舒對《論語》研討的貢獻以及在《論語》研討史上的位置。
一、董仲舒引《論語》情況統計
董仲舒的重要著作是《年齡繁露》和保留在《漢書》本傳中的“天人三策”。筆者對這兩部著作中援用《論語》的情況進行了統計,為便利起見,列表如下。(下文觸及《年齡繁露》和《論語》之處,只寫篇目)
二、援用情況剖析
(一)援用頻次
董仲舒著作中援用《論語》的情況已做如上統計,那么漢初其他主要論著中對《論語》的援用情況若何呢?在此我們僅以陸賈的《新語》、賈誼的《新書》、劉安的《包養犯法嗎淮南子》為研討對象,作一番比對。
漢高祖時代陸賈的《新語》援用《論語》5次,分別如下:
1)《道基》:“磨而不磷,涅而不淄。”[2]2(引自《陽貨》)
2)《術事》:“季孫貪顓臾之地,而變起蕭墻之內。”[2]5(引自《季氏》)
3)《辨惑》:“昔哀公問于有若曰:‘年饑用缺乏,如之何?’有若對曰:‘盍徹乎?’”[2]8(引自《顏淵》)
4)《慎微》:孔子曰:“道之不可也包養app,言人不克不及行之。故謂顏淵曰:‘用之則行,舍之則躲。’唯我與爾有是夫。”[2]10(引自《述而》)
5)包養價格《思務》:孔子曰:“行夏之時,乘殷之輅,服周之冕,樂則韶舞,放鄭聲,遠佞人。”[2]20(包養網心得引自《衛靈公》)
漢文帝時期賈誼援用《論語》2次,分別如下:
1)《新書·容經》:“質勝文則野,文勝質則史,文質彬彬,然后正人。”[3](引自《雍也》)
2)《漢書·賈誼傳》:“孔子曰:聽訟,吾猶人也,必也是使毋訟乎!”[4]1729(引自《顏淵》)
漢武帝時期劉安的《淮南子》援用《論語》的情況,有學者認為雖然書中有多處引“孔子曰”,但孔子的這些話只要二三處能在《論語》中找到根據[5]。也有學者對《淮南子》註釋及其注釋中征引《論語》情況都做了統計,發現引《論語》有50余例,但援用孔子的話只要10多包養網ppt處能找到依據[6]。
通過與漢初這幾部主要論著援用《論語》情況的比較,可以看出董仲舒比其別人更重視孔子之言。
(二)援用方法
董仲舒對《論語》的包養網ppt援用,年夜多采用直接援用的方法。直接援用中有30處是以“孔子曰”的情勢出現的,有3處提到了《論語》的稱謂和其簡稱《論》。在大批的直接援用中,既有整章援用,也有斷句援用。
整章援用,如《天人三策》中的“德不孤,必有鄰”[4]1902,即援用《里仁》第25章;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。”[7]168,即援用《衛靈公》第29章。《執贄》中的“人而不曰如之何、如之何者,吾末如之何也矣”[8]414,即援用《衛靈公》第16章。這種整章援用的情況并未幾,更多時候是斷句援用。
斷句援用,如《天道施》中的“非禮而不言,非禮而不動”[8]463,就是對《顏淵》中的“子曰:非禮勿視,非禮勿聽,非禮勿言,非禮勿動”[7]123的斷句截引。有些斷句援用只截取一個詞,掇取辭華,靈活運用。如《服制象》中的“看之儼然”,《立元神》中的“駟不及追”,《五行相勝》中的“足恭”“巧舌令色”,這些《論語》中的詞語逐漸演變固定為人們的常用語或成語。
除直接援用外,間接援用在《年齡繁露》中也有應用。如《盟會要》中的“親近以來遠”[8]142,就是對《季氏》中的“故遠人不服,則修文德以來之”[7]172的間接援用。《祭義》中的“孔子受君賜則以祭”[8]435,是對《鄉黨》中的“君賜腥,必熟而薦之”[7]105的間接援用。《俞序》中的“求備于人”,則是一種反意間接援用。董仲舒在這里批評國君奢靡、刑罰殘酷,是因為心中沒有恕道,對別人責備責備。而《微子》中記載的是周公教導他的兒子伯禽之言:“正人不施其親,不使年夜臣怨乎不以。故舊無年夜故,則不棄也。無求備于一人!”[7]198意思是,正人不怠慢他的親族,不讓年夜臣埋怨沒有被信譽。老臣故人沒有發生嚴重過掉,就不要拋棄他。不要對某一人責備責備。本是正面教導,董仲舒取其反意進行批評,這也是一種間接援用。
(三)引文效能
起首,引文對于研討漢代《論語》傳本問題非常主要。
雖然引文年夜部門與今本《論語》雷同,但也有存在些許差異之處。例如:
“正人之德風,君子之德屮,屮上之風必偃”[4]1903。屮,今本均作“草”。
“不教而誅謂之虐”[4]1904。誅,今本作“殺”。
“綏之斯徠,動之斯和”[4]1903。徠,今本作“來”。
“腐敗之木不成彫也,糞土之墻不成圬也”[4]1905。腐,今本作“無”;彫,今本作“雕”;圬,今本作“杇”。
“奢則不遜,儉則固”[4]1909。遜,今本作“孫”。
“導之以政,齊之以刑,平易近免而無恥”[4]1910。導,今本作“道”。
對于這些差別,不少學者認為這是因為董仲舒所引《論語》的傳本分歧。據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載,漢代有《古論》《齊論》《魯論》三個《論語》傳本。唐代陸德明在《經典釋文·序錄》中說:“《齊論語》齊人所傳”,董仲舒,廣川人,在景帝時任博士。他賴以起身的經典是公羊學派傳授的《年齡》,而公羊學派屬于今文齊學,是以他據以引證的版本當為《齊論》[9]。清代蘇輿的《年齡繁露義證》中注釋“茍志于仁無惡”一句時,認為“此當是《齊論語》說”[8]78。清代馬國翰輯有《齊論語》一卷,將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和《年齡繁露》所引《論語》都歸進《齊論》,認為董仲舒所引與《魯》《古》分歧,而與王吉所引有合包養妹,為《包養管道齊論語》之文[10]。
其次,有些引文能訂正今本《論語》之誤,包養網推薦并能間接證明《年齡繁露》一書的可托性。
《度制》引孔子曰:“不患貧而患不均。”[8]222此句在今本《論語》中的表述是: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[7]172。雖然一為“貧”,一為“寡”,只是一字之差,但仍惹起了研討者的重視。清代俞樾在《群經平議》中考證道:“貧”以財言,“不均”亦以財言,財宜乎均,不均,則不如無財矣,故“不患貧而患不均”也。“寡”以人言,“不安”亦以人言,人宜乎安,不安,則不如無人矣,故“不患寡而患不安”也。并且聯系下文中所說的“均無貧,和無寡,安無傾”,指出“均無貧”,此承上句言,“和無寡,安無傾”,此承下句言。是以得出結論《度制》引孔子曰:“不患貧而患不均。”可據以訂正今本《論語》之誤。董氏尚在古注諸家之先,由此可以證明《年齡繁露》是可征信之書[11]。
三、詮釋情況剖析
董仲舒在援用《論語》的同時也在詮釋《論語》。其詮釋重要有三種情勢:“是什么”的解說式詮釋,“為什包養意思么”的追問式詮釋,以及引申式詮釋。但無論采用哪種情勢,都是為了更無力地闡述本身的觀點主張。
(一)解說式詮釋
《玉英》:“故諸侯在不成以然之域者,謂之年夜德,年夜德無踰閑者,謂正經。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,謂之小德,小德收支可也。”[8]80這段話就是對《子張》中“年夜德不踰閑,小德收支可也”[7]201的詮釋。什么是“年夜德”呢?董仲舒將其規定為“諸侯在不成以然之域者”。什么是“小德”呢?即“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”。董仲舒通過對《論語》的解說式詮釋,闡明關于經權辯證關系的見解。權變的出發點依然是本于軌制的,行權有必定邊界,在邊界內收支可也。
《仁義法》:“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,是居上不寬也;以治人之度自治,是為禮不敬也。”[8]256這段話是對《八佾》中“居上不寬,為禮不敬”[7]34的解說。什么是“居上不寬”?“以自治之節治人”,以本身修養的標準往治人,請求別人太嚴,就是在上者太不寬厚。什么是“為禮不敬”?“以治人之度自治”,以治人的法式來修身,是請求本身太不嚴格,就是為禮不敬。蘇輿在《年齡繁露義證》中評價董仲舒對此語的解讀,說:“釋《論語》極精,正我而歸本于禮。可見董所得絕高。”[8]256
《必仁且智》:“《論》之所謂‘不知人’也者。”[8]257此語引《堯曰》:“不知言,無以知人也。”[7]211不知什么樣的“言”,不知什么樣的“人”,《論語》中并沒有具體說明,董仲舒在這里給出了本身的解讀。不知什么樣的“人”?“不仁不智而有材能”的人,也就是有才無德之人。董仲舒認為《論語》中所說的“不知人”,就是不理解辨別這種人。不知什么樣的“言”?董仲舒認為是掩蓋過掉的強辯之言,欺騙別人的應答之言,困惑別人的巧慧之言,掩蔽錯誤的花言巧語。
《身之養重于義》引《雍也》孔子曰:“誰能出不由戶,何莫由斯道也。”[8]266出必由戶,行必由道,那么“道”是什么?董仲舒將其解讀“年夜治之道”,即“圣人六合動、四時化者,非有他也,其見義年夜,故能動,動故能化,化故能年夜行,化年夜行故法不犯,法不犯故刑不消,刑不消則堯舜之好事,此年夜治之道也”。
《奉本》:“孔子曰:‘唯天為年夜,唯堯則之。’則之者,天也。‘巍巍乎其有勝利也!’言其尊天以勝利也。”[8]278這段話是對《泰伯》中“子曰:年夜哉堯之為君也!巍包養網心得巍乎!唯天為年夜,唯堯則之。蕩蕩乎,平易近無能名焉。巍巍乎其有勝利也,煥乎其有文章!”[7]83的解讀。《論語》中雖然也提到了“唯天為年夜”,但側重點是對堯的好事的贊頌,董仲舒通過詮釋,將側重點轉化為凸起天的至尊位置,強調“三代圣人不則六合,不克不及至王”。
《郊語》引《堯曰》中堯謂舜曰:“天之歷數在爾躬。”[8]399董仲舒解釋:“言察身以知天也。”省檢本身可以知天,也就是“以身度天”。劉寶楠在《論語正義》中援用了董仲舒的解說,認為:“此董以在訓察,躬訓身也。在之為察,見《爾雅·釋詁》。察身者,謂省檢其身。當止至善以承天之事,受天之年包養一個月價錢夜福。故天垂象而人主法焉,天示異而人主懼焉。”可見,董仲舒對《論語》的解讀對后世注者的影響是很年夜的[12]。
(二)追問式詮釋
《精華》引《八佾》中孔子對管仲的評價:“管仲之器小哉。”[8]91《論語》中只記載了這一結論,卻并沒有論證其緣由,于是后世學者紛紛給出本身的詮釋。司馬遷說:“管仲世所謂賢臣,然孔子小之,豈以為周道陵夷,桓公既賢,而不勉之至王乃稱伯哉?”[13]劉向說:“桓公用管仲則小也,故至于伯而不克不及以王。”[14]二人都認為孔子之所以評價管仲器小,是因為管仲未能勸勉齊桓公實行霸道。董仲舒也表白了他的觀點,他認為孔子小管仲是因為“不修德”,沒有了柯之盟時的“信”,沒有了存邢救衛的“義”,“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”,功業還沒有完成績驕傲自滿了。董仲舒所說的“功未良成”,和司馬遷的“不勉之至王”,劉向的“不克不及以王”是一樣的意思。清代董天工《年齡繁露箋注》長期包養云:“齊桓無遠略,由管仲不克不及以霸道佐之也。”應該是借鑒了西漢學者的解釋。
《深察名號》和《實性》兩篇都援用了《述而》中“惡人,吾不得而見之矣”[7]73一句,并在《實性》中對孔子為什么說沒有見到過惡人進行了緣由剖析。董仲舒說:“今按圣人言中,本無性善名,而有惡人吾不得見之矣包養行情。使萬平易近之性皆已能善,惡人者何為不見也?”[8]311他認為孔子之所以說“我還沒有見到惡人”,是因為“善”的境界很難達到,并以此為依據,認為孟子以為一切人的性都能稱得上善事言過其實,從而提出本身的人道論觀點
《郊語》和《順命》兩篇都援用了《季氏》中孔子所說的:“正人有三畏:畏天命,畏年夜人,畏圣人之言。”[8]396董仲舒用一些希奇的天然現象做例證,用《論語》之包養留言板言做引證,起首解釋了為什么要“畏天命,畏年夜人”。他說不敬畏上天和君主都會有災禍降臨,只不過不敬畏君主,災禍會很明顯,不敬畏上天,災禍不明顯。“天殃”與“主罰”的區別就是“暗”與“顯”,所以孔子“俱言可畏也”。至于為什么還要“畏圣人之言”,董仲舒也做清楚讀,是因為圣人能夠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“六合神明之心”和“人事成敗之真”。
《郊事對》:“臣聞孔子進太廟,每事問,慎之至也。”[8]417這句話就是對《八佾》:“子進太廟,每事問”[7]28的詮釋。為什么“每事問”呢?是因為“慎之至”。何晏《論語集解》引孔安國注曰:“雖知之,當復問,慎之至也。”正與董子意同[15]。
(三)引申式詮釋
《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》援用《子路》中處理父子關系之“子為父隱惡”[8]221,由此引申出處理君臣關系也應該是包養網VIP“臣為君隱惡”。那么湯武伐桀紂、秦伐周、漢伐秦是不是違背這一原則呢?董仲舒認為象桀紂這樣的人令不可、禁不止,最基礎不克不及臣服全國,是以湯武與桀紂的關系不是臣與君的關系,湯武伐桀紂并沒有違背“臣為君隱惡”之禮。《子路》中講的是父子之禮,包養網車馬費董仲舒在這里將其引申為君臣之禮,將二者類比,進行引申式詮釋。
《祭義》中“孔子受君賜則以祭”[8]441,引自《鄉黨》“君賜腥,必熟而薦之”[7]105,底本是說孔子接收了君主的賞賜后就拿來作祭奠用品,表達對君主的尊重。董仲舒援用后緊接著用一個問句“況受天賜乎?”將此含義引申為對上天的尊敬。一年之中,上天的包養網dcard賞賜有四次,每次接收后都要進呈宗廟,這就是宗廟每年要舉行四次祭奠的緣由。董仲舒在這里將“君-平易近”關系引申為“天-君”關系。
《仁義法》中先后援用了《子路》和《雍也》中的兩句話。起首援用《子路》中孔子對冉有所說的:“治平易近者先富之,而后加教。長期包養”[8]254隨后援用《雍也》中孔子對樊遲所說的:“治身者,先難后獲。”[8]254兩章連引,引申出結論:“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平易近,所先后者分歧焉矣。”即治身和治平易近的順序是分歧的,治身是先難后易,治平易近是先“富之”后“教之”,而“富之”較易,“教之”較難。
《仁義法》引《衛靈公》“躬自厚而薄責于人”為“躬自厚而薄責于外”[8]255。且不說引文差異是版本問題還是傳抄訛誤,單從高低文來看,後面提到“小惡在外弗舉,在我書而誹之”,在別國的小過錯就不指出來,在本國的就記載下來而加以批評,也就是《公羊傳》所言“《年齡》錄內而略外”。董仲舒在這里將《論語》中本是處理人與人關系的原則,引申解讀為對待本國之事和別國之事的原則。由此看來,董仲舒在援用時將《論語》中的“人”居心改為了“外”也不是不成能的。
綜上所述,董仲舒對《論語》的援用頻次高、方法多樣,有利于推動漢代《論語》的傳播,並且其引文對于研討漢代《論語》傳本,訂正今本《論語》之誤都有著主要的價值。董仲舒對《論語》的詮釋,在為本身的政治哲學思惟尋找理論支撐的同時,也影響了后世《論語》注家,是古人研討漢代《論語》學史主要的思惟遺產。董仲舒在《論語》學史上的位置和影響應該惹起足夠的重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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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:姚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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